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兩漢蔡琰的《悲憤詩》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疆。海内興義師，欲共讨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徵間，辄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複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辄複非鄉裏。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複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别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複有還時。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複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别。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轉轍。觀者皆噓唏，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

征日遐邁。悠悠三千裏，何時複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複無中外。城廓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茕茕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複強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勵。流離成鄙賤，常恐複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後漢書·董祀妻傳》說蔡琰“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适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甯于家。興平中（案，興平當作初平。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用沈欽韓的說法，已指出此點），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一爲五言，其二爲騷體。自從蘇東坡指出它們的真僞問題之後，主真主僞派各有人在。《悲憤詩》二章見載于《後漢書》蔡琰本傳中，主僞派（包括一真一僞派）沒有确鑿的證據，一般人相信這兩首詩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藝術成就遠遠超過騷體的一首，曆代選家多選其五言而遺其騷體，是不爲無見的。

　　《悲憤詩》（其一）是我國詩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首自傳體的五言長

篇叙事詩。全詩一百零八句，計五百四十字，它真實而生動地描繪了詩人在漢末大動亂中的悲慘遭遇，也寫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淚，是漢末社會動亂和人民苦難生活的實錄，具有史詩的規模和悲劇的色彩。詩人的悲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它是受難者對悲劇制造者的血淚控訴。字字是血，句句是淚。

　　全詩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爲第一大段，其中分三個層次。前十四句，先從董卓之亂寫起。這是詩人蒙難的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這三四年的動亂情況，詩中所寫，均有史可證。“斬截無孑遺”以下八句，寫出了以董卓爲首的一群窮兇極惡的豺狼所進行的野蠻屠殺與瘋狂掠奪。據《三國志·董卓傳》記載：“(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财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轸而還洛，雲攻城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詩中所寫的卓衆東下，殺人如麻，以至積屍盈野、白骨相撐以及“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的慘象，是這場浩劫的實錄。“載婦女”三字，把詩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陳留、颍川諸縣，他們的部隊中又雜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時被擄的。“所略有萬計”以下

十六句，細述詩人在俘虜營中的生活。這些成千上萬的俘虜，賊兵不讓他們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間碰在一起，也不敢說一句話。稍不留意，就會遭到一頓臭罵和毒打。他們日夜號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詩人含着滿腔的悲憤，隻好呼天而問。“彼蒼者”兩句，将途中之苦總括收住。這一大段最精彩的藝術描寫，是賊兵辱罵俘虜的幾句話，口吻畢肖，活畫出賊兵一副猙獰的嘴臉。

　　“邊荒與華異”以下四十句爲第二大段，主要描寫在邊地思念骨肉之親的痛苦及迎歸别子時不忍棄子、去留兩難的悲憤。“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兩句，高度概括了詩人被擄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處，僅用“少義理”三字概括，“以少總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無數傷心事。“處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風”，略言邊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歎。詩人通過居處環境的描寫，以景襯情，以無窮無盡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風”，來烘托出無窮已的哀歎，增強了酸楚的悲劇氣氛。有的注家認爲蔡琰被掠後所居之地在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附近)，這是不确切的。暫居在河東平陽的，是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賢王所居之地。譚其骧先生考證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

區伊克昭盟一帶)，較爲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東平陽焉能稱作“邊荒”？又何言“悠悠三千裏”呢？“有客從外來”以下六句，叙述引領望歸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瀾起伏。客從外來，聞之高興；迎問消息，方知不是同鄉，也不是爲迎己而來，希望轉爲失望。“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兩句，詩的意脈忽又轉折，平時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實現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鄉必須丢棄兩個兒子，可能一别永無再見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棄自己的兒子呢？詩人于是陷入痛苦與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藝術描寫，感情真摯，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爲動人。兒子勸母親留下的幾句話，句句刺痛了母親的心。清人張玉谷評“天屬綴人心”以下十六句詩說：“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豈止于子。子則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複詳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說不盡，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對面寫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顯矣，最爲文章妙訣。”(《古詩賞析》卷六)此言頗爲精到。兒子的幾句質問，使詩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癡，號泣撫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兩難中，突現了抒情主人公的複雜矛盾心情。“兼有同時輩”以下八句，插叙同輩送别的哀痛，“同

時輩”應指與蔡琰一起被擄，同時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應多爲婦人女子。她們羨慕蔡琰能返回故鄉，哀歎自己的命運，故號啕痛哭。作者描繪出馬不肯行、車不轉轍、連觀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無不欷歔流涕的場面。不言而喻，當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觀者十倍、百倍。此種襯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詩人悲痛欲絕的心境。

　　“去去割情戀”以下二十八句爲第三大段，叙述歸途及歸後的遭遇。首六句寫歸途：割斷情戀，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遠，但情戀又何嘗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兩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頓。“既至家人盡”以下十二句，先叙述歸後方知親人凋喪，連中表近親也沒有，以此狀寫詩人的孤苦無依。接叙亂後荒涼：城郭變成山林，庭院長滿荊棘漫草，白骨縱橫，屍骸相撐。特别是“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兩句，把戰後的荒涼，通過陰森恐怖氣氛的渲染，表現得十分透足。“茕茕對孤景”句，遙接“既至家人盡，又複無中外”兩句。“登高遠眺望”兩句，又以念子暗收，遙應“念我出腹子”兩句，把念子之情表現得回環往複。以下四句，叙述詩人在百憂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盡頭，雖勉強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樂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

後，雖用盡心力，勉勵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經過一番流離之後，已經成爲被人輕視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棄，這反映了加在婦人身上的精神枷鎖及自輕自賤的女性心态。最後以“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作結，“雖頂末段，卻是總束通章，是悲憤大結穴處。”(《古詩賞析》)說明自己的悲劇生涯已無法解脫，悲憤無時無往不在，沒有終極。

　　通觀全詩，《悲憤詩》在藝術上有幾點突出的成就。

　　詩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與抒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雖爲叙事詩，但情系乎辭，情事相稱，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亂。它長于細節的描繪，當詳之處極力鋪寫，如俘虜營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場面，描寫細膩，如同電影中的特寫鏡頭；當略之處，一筆帶過，如“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兩句，就是高度地藝術概括。叙事抒情，局陣恢張，波瀾層疊。它的叙事，以時間先後爲序。以自己遭遇爲主線，言情以悲憤爲旨歸。在表現悲憤的感情上，縱橫交錯，多層次，多側面。她的傷心事太多了：被掠、杖罵、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歎親人喪盡、重嫁後的懷憂，詩中可數者大約有七八種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爲突出這一重點，用回環往複的手法，前後有三四次念子的藝術描寫。别子之前，從略述邊地之

苦，引出“感時念父母，已爲念子作影。”(《古詩賞析》)正面描寫别子的場面，寫得聲淚俱下。同輩送别的哀痛，又爲别子的哀痛作了襯托。贖歸上路後，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一層。見得難以割舍的情戀，是因别子而發。至“登高遠眺望，神魂忽飛逝”，又暗收念子。從這裏可以看出别子是詩人最強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從中可以看到一顆偉大的母親的心在跳動。詩人的情感在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爲動人，這是令人歎爲觀止的藝術匠心之所在。

　　《悲憤詩》的真實感極強，詩中關于俘虜生活的具體描寫和别子時進退兩難的複雜矛盾心情，非親身經曆是難以道出的。誠如近代學者吳闿生所說：“吾以謂(悲憤詩)決非僞者，因其爲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詩範》）沈德潛說《悲憤詩》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詩源》卷三）足見它的真實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憤詩》語言渾樸，“真情窮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曉暢的特點，無雕琢斧鑿之迹。某些人物的語言，逼真傳神，具有個性化的特點。如賊兵罵俘虜的幾句惡言惡語，與人物身分吻合，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形象鮮明生動。文姬别子時，兒子說的幾句話，酷似兒童的語氣，似乎可以看到兒童抱着

母親的頸項說話的神态，看出小兒嘟努着小嘴的樣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對母親的依戀，躍然紙上，這在前此的詩歌中是罕見的。

　　《悲憤詩》激昂酸楚，在建安詩歌中别構一體，它深受漢樂府叙事詩的影響，如《十五從軍征》、《孤兒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間叙事詩，《悲憤詩》一方面取法于它們，另方面又揉進了文人抒情詩的寫法。前人指出它對杜甫的《北征》、《奉先詠懷》均有影響，不爲無據。它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堪稱建安時期叙事詩的雙璧。

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生卒年不詳。東漢陳留郡圉縣人，東漢大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初嫁于衛仲道，丈夫死去而回到自己家裏，後值因匈奴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賢王擄走，嫁給匈奴人，并生育了兩個兒子。十二年後，曹操統一北方，用重金将蔡琰贖回，并将其嫁給董祀。蔡琰同時擅長文學、音樂、書法。《隋書·經籍志》著錄有《蔡文姬集》一卷，但已經失傳。現在能看到的蔡文姬作品隻有《悲憤詩》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曆史上記載蔡琰的事迹并不多，但“文姬歸漢”的故事卻在曆朝曆代被廣爲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