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那样的女人

“文革”前一年，一個農村少女，暗戀上了縣劇團的一名男演員。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妝後偷走了他的戲靴，這當然引起了非議，也使他大爲惱火。她父親問她爲什麽要那樣做，她說她愛上了他，今後非他不嫁，而她才16歲。 　　以後劇團再到附近演戲，她父親便捆了她的手腳，将她鎖進倉房不讓她出來。而她總能磨斷繩子，撬斷窗棂，又光着腳板跑出十幾公裏去看他演戲。她感動了她的一位嬸嬸，後者有次領着她去見他，央求他給她一張照片。他沒有照片，給了她一張用筆畫的拙劣的海報，簽上了他的名字。他二十六七歲，是縣劇團的“台柱子”。在他眼裏，她不過是一個情感有點兒偏執的小女孩兒。 　　後來就“文革”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他被抓起來遊鬥了。一次遊鬥到她那個村時，她發了瘋似的要救他，她沖入人群，與遊鬥者們厮打，咬傷了他們許多人的手。然而，她沒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從此被關進了牛棚。一天夜裏，她偷偷地跑到縣裏去看他，但沒見着。看守的“造反派”頭頭當然不許他們相見，但是調戲她說，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給他一次，他就能想辦法早點兒“解放”她所愛的人。她毫不猶豫，當夜就給了。不久她又去縣裏探望她愛的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給了“造反派”一次。而這一切，她愛的人一無所知。東窗事發，“醜聞”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沒臉見人了。于是将她跨省遠嫁到安徽某農村，丈夫是個白癡。 　　十餘年轉眼就過去了。“文革”結束後，她所愛的人平了反，成了縣劇團團長。一次，他又率團到那個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訴了他。他聞言感到極度震驚，追問她的下落。村中人隻知道她早已遠嫁安徽，嫁給了一個白癡。他當時正要結婚，于是解除了婚約，劇團團長也不當了，十餘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農村，終于尋訪到了她的下落。他親自開着一輛吉普車前去找她，要帶她走，要給她後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婦聯方面的預先通知，從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見他。他隻見着了她的傻丈夫。一個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對雙胞胎傻兒子。三個傻子靠她一個女人養活。家裏窮得可以想像。他還看見了一樣東西——他當年簽了名送給她的那張海報，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裏，挂在傾斜的土牆上。 　　他怅然地離開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車陷在個水坑裏，正巧有一個農婦背着柴從山上下來。他請她幫忙。那憔悴又黑瘦的農婦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墊他的車輪，那農婦便是當年愛他的少女。他當然是萬萬想不到也認不出她來的，而她卻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愛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話都沒說。看着他的車輪碾着她的柴轉出水坑，她隻不過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罷了。他覺得過意不去，給她100元錢作爲酬謝，但是她竟沒接。她默默對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壓得腰彎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他們之間這一段相見的情形，是記者分頭采訪了他們雙方才知道的。當地婦聯有意成全他們，表示要代爲她辦理一切離婚手續。她說：“那我的兩個兒子怎麽辦?他們雖然傻，但是還沒傻到不要我這個娘的地步。我抛棄了他們，他們一定會終生悲傷的。”他給她寫信，表示願意爲她的兩個兒子承擔起一個父親的責任和義務。她沒給他回信，通過當地婦聯轉告他——他才50來歲，重新組建一個幸福家庭還來得及。娶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對于他已不可能有愛可享。再被兩個并非是他的血脈的傻兒子拖累，他的後半生也将苦不堪言。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他便無奈了。不久他因悲郁而患了癌症，他留下的遺言是：希望自己死後埋在她家對面的山坡上，希望單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撫恤金并轉在她名下……